看点一：

黄作兴代表：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培养大量实用人才

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（记者岳德亮、王政）身处一线企业，长期与工人打交道的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江南控股集团总工程师黄作兴说，我国的职业教育仍然存在“三大短板”，急需用国际化的视野来推动职业教育改革。

　　会前进行过大量调查的黄作兴代表说，现阶段的职业教育存在三个问题：一、我国教育与就业矛盾十分突出。一方面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难，另一方面企业在市场上又招不到合适的技术技能人才，教育与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；二、企业没有途径参与职业教育。新型的智能化设备缺少技工、技师操控，“机器换人”难以实现，严重拖了转型升级的后腿；三、职业教育缺乏政策支持和社会重视。职业教育师资力量薄弱，生源素质较差，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，对有技术技能的劳动者，收入分配系数太低，职业教育学校缺乏吸引力。

　　针对上述三个问题，黄作兴代表建议，政府要出台政策使技工与工程师、高级技工与高级工程师同等待遇；在公务员招聘中，职高毕业应与普通高校毕业生同等对待，让全社会重视蓝领技工；职业学校要多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学校改革方面的顾问，在专业设置、教材建设、教学过程、教师配置等方面实行校企交流。

看点二：

职教新政为何难落地

过去一年，加速转动的改革齿轮让职业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的“年度关键词”：《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明确职教地位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职教工作会议重启顶层设计……

一项项举措，让“干了一辈子职业教育”的浙江省湖州市政协副主席沈琪芳代表兴奋不已。但兴奋过后，困惑却紧随其后，“政策很好，但我们去调研，不少职业学校日子仍然很难过，经费少、招生难，校企合作很难搞”。

 “单凭教育部门搞不好职教”

在调研中，沈琪芳代表发现：不管是政府、企业还是学校，家家有“苦经”——“政府哭穷，哪里都要用钱，职业教育可以往后摆一摆；企业怕担责，招聘学生都想要直接能上手的；学校也知道该怎么办学，可手里就那‘几粒米’，难为无米之炊。”

 “正因为此，职业学校，尤其是中职学校面临三个严峻问题：办学经费不足、师资缺失、生源不好。由于生均经费不足，很多职业学校便不开设需要大量设备设施的工科专业，转而开设成本较低的文科专业。比如数控专业，每台机器都是上百万，很多学校就不设这样的专业了。”沈琪芳感到很无奈，“但是这样培养不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啊！”

 “职业教育是‘跨界’的教育，是另一种教育类型，其外延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，单凭一个学校、一个部门抓职业教育，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。”沈琪芳说，职教新政之所以难落地，根本还在于没有“拧成一股绳”的制度设计，“要培养出色的职教人才，夯实中国制造的人才基础，必须具备过人的一技之长，而职业技能的培养只靠学校是远远做不到的。学校与企业要合作，地方的产业和职业教育要融合，职业教育只有面向经济主战场，与地方经济的转型、升级、布局密切配套，培养出的人才才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，也是更有质量、更受社会欢迎的。”

用有效政策黏合政府、企业和学校

沈琪芳代表建议，职教新政要落地，首先要打通责任壁垒，用有效的政策黏合政府、企业和学校，“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列入国家和省市‘十三五’规划，由政府统筹协调相关部门，形成分工合理、协调顺畅、信息资源共享、配合紧密的管理体制，努力实现职教链与产业链对接。”

在此基础上，职业院校治理体制的优化是关键。“政府职能应从直接管理转向宏观管理，主要负责职业教育整体规划、政策制定、经费资源投入、综合协调、创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等方面，减少对学校教育教学具体事务的干预；要赋予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、人事管理、教师评聘等方面一定的自主权，积极研究推动职业院校、企业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共同组建职教集团，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、企业、中介及其他社会力量在职教发展中的作用。”

此外，还要建立和健全校企合作保障激励机制。“建议研究制定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’，规定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、企业、学校在校企合作中的权、责、利，并出台校企合作奖励、税收减免、政府补贴、授予荣誉等保障激励政策，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促进校企合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常态化，实现校企深度合作、产教深度融合，从而培养出更多的实用人才。”沈琪芳代表说。

    （《光明日报》记者邓晖 徐畅）

【声音】

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代表：高职教育可试行“工士”学位制度

在我国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数量和招生人数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，却无权为毕业生授予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学位。高职院校学生知识和技能水平差异性很大，以单一的学历证书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，难以适应现实需要。建议建立高等职业“工士”学位制度，由国务院学位办牵头组成“高职教育学位授予标准起草小组”，制定包含学业水平和职业资格证书等级要求的国家标准。建议从今年开始，逐步在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和100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试行“工士”学位制度，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广到全国所有高职院校。

周口科技职业学院院长李海燕代表：让企业成为职教办学主体

我国职业教育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参与不够深入。建议在全国遴选一批有条件、有影响的企业，授予教育型企业称号，支持其深度参与职业教育，建设公共实训基地、开展学徒制培养、校企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，在企业办学、校企合作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。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等行之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，出台指导意见，建立针对集团的经费支持机制，在全国重点建设一批示范性的职业教育集团。

（《光明日报》记者邓晖采访整理）

看点三：

过于追求“高学历” 职业教育会受伤——政协委员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把脉 

　　“建设现代职教体系，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职校生都培养成硕士、博士，我们要警惕职业院校的过度升学倾向。”说起职业教育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显得有些忧心。

　　2014年对职业教育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。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，要求“到2020年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、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”；国家在时隔9年后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。

　　打破职教发展的天花板，建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内容。但多名委员在调研中发现，这个好政策在有些地方却走了样。比如，一些职业院校借这个机会忙着找关系，升级为本科；一些“3+2”、“3+4”项目过度追求中职和大学应用本科、研究生、博士生的衔接，追求职业教育学生学历水平的提升，而忽略了职教本身的特色。

　　胡卫认为，过于强调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衔接与贯通，过分拔高职业教育学历，可能会导致职业学校成为类似普通学校一样的升学教育，从而削弱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，失去职业学校的办学特色，“这与现代职教体现建设的本意南辕北辙”。

　　委员们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，胡卫给中国教育报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表明，我国台湾地区也曾出现过类似现象。1998年台湾中职升学率只有24.76%，到2008年中职升学率高达86%。升学率满足了中职学生的升学愿望，但盲目追求“高学历”，直接导致一些职业学校走向了学术化。而职业教育一旦与产业需求脱节，学生就失去了就业竞争的优势。后来，台湾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才重新扭转了升学的倾向。

　　职校生过于追求升学，是人才培养的一种浪费。民生教育集团董事长李学春认为，职业教育的结构层次必须与区域产业技术水平相适应，现代职业教育不是学历的升格，而是与产业、行业、企业、职业升级相对应的升级版职业教育。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关键并不在于解决“文凭”问题，而是要解决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、课程内容上与企业、市场的脱节问题。

　　一些职校专业设置滞后，教学内容陈旧，是委员们更忧虑的问题。

　　锡华集团董事长张杰庭委员抱怨说，他根据自己企业的需求，曾给某职业学校开了一份专业清单，要求他们“照葫芦画瓢”培养人才，因为这份清单是根据毕业生的“短板”提出来的，但学校却怎么也开设不起来。最后，只好放弃与这所学校的合作。

　　胡卫在某省调研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当地的产业已经升级为中高端服务业，但那里的学校还在教学生铺桌布、摆茶杯。

　　四川现代教育集团董事长苏华委员认为，许多体制机制障碍造成校企难以“合拍”，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要报批，招生和就业要计划，想从企业中聘请工程师担任“双师型”教师，但这些人因学历、职称、身份等问题进不了学校编制。“这些问题不解决，校企合作难免表面化”。

　　职业教育与市场最贴近，需要前瞻性的顶层设计，更需要管理部门具备现代管理意识，提高治理的能力。

　　胡卫建议，要尽快完善、修订职业教育法，清理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规章制度和评价标准，真正实现依法治教。政府要集中精力做好顶层设计，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，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，把该放的权力放掉，把该管的事管好，给学校充分的自主权，让他们在市场中获得自我生存的能力。

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委员认为，发展职业教育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情，相关部委、行业、企业都要参与进来，为职业学校开绿灯。针对管理滞后的问题，他建议，相关部门要共同建立职业教育发展数据库，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就职业教育和人口变化、产业需求进行关联性分析，发布人才报告，指导学校办学。（记者张婷 3月11日发自北京）

文章节选：http://www.tech.net.cn/web/articleview.aspx?id=20150306092545944&cata_id=N002